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在《史记》中有孙武的传记,一、《史记》中的孙武不是大军事家,《史记》记孙武协助吴王阖闾伐楚事,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

《孙子兵法》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著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说它的作者是春秋时的孙武,却大有问题。

《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又称《吴孙子兵法》,曾为中外人士举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它是军事家必读的经典兵法著作。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被列首位。凡从军行武者,必熟读《孙子》,考试合格,才得被授武职。《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得见此书,击节而叹,悔未早读,否则或能免遭失败。今日日本,西方企业家,至有用《孙子》经营工商企业者,亦每每获奏奇功。然而《孙子》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却有一番争论。战国子书《商君书》、《韩非子》等都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才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说孙武以此十三篇兵法进谒吴王,协助其整军经武,富国强兵,西伐强楚,北威齐晋,争霸中原。《史记》之说一出,千年之间,无人怀疑。然而宋代开始,疑问出现了:《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呢?首创此说的有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习学纪言》),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赞同其说,定《孙子》为伪书。
  他们认为:一,《史记》记孙武协助吴王阖闾伐楚事,虽言之凿凿,但《左传》记阖闾事时,并无一句提及孙武之名,因此春秋时并无孙武其人,他的名字和事迹出于太史公的误闻甚至是杜撰,二,《孙子》中记了一些不应当是孙武所处时代可能出现的名词、事件、状况,例如:(一)春秋时代仅称大夫为“主”,臣僚以“主”称国君是三家分晋后的事,而《孙子》中屡称国君为“主”;(二)春秋时,将相尚无明确分工,凡卿大夫在朝治政,出征带兵,并无国君授命、将帅出征的事。伐楚时,吴王阖闾与伍子胥都在前线直接指挥。不存在《孙子》书中所提到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三)春秋时,战争虽频繁,但各国国土小,经济力量差,战争规模不大,齐晋、晋秦、晋楚等国之间的几次著名战役,战车不过几百辆,《孙子》中屡屡提到的“驰车千驷,……带甲十万”,这样规模的战争,要到战国时才出现;(四)吴越相恶攻战,是阖闾伐越以后的事,孙武初见阖闾,即提到吴越相斗,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以为!”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五)
  《孙子》中有“矢弩”之称,而弩却是战国时才发明的兵器;(六)“谒者”、“门者”、“舍人”等等都是战国时的职官名,春秋中并未产生,而《孙子》中却出现其名,等等。三,《史记》同时记载了齐将孙膑的事迹并有兵法理论,但并未专门说明有《孙膑兵法》,是否太史公将一书误作二书,一人误作两人?因此,他们之中,有的说《孙子》是春秋、战国之世山村处士所为,有的说是孙膑所撰,有的说是秦汉间人伪托。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齐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至于《左传》,本身也非完整之历史记录,偶有遗漏,也是可能之事,不能仅凭其中偶遗之记载即断定《史记》之文字为误为谬。《孙子》原文,古色古香,定出春秋之世,至于其中若干涉及后世名物之文字,乃是后代的窜入。先秦古籍常有此种现象,即《左传》本身,也不例外,不足以影响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孙武的著作权。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孙子》是由孙武与其门徒们共同撰著的。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其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当孙武、伍子胥佐助阖闾成就事业后,伍被伯吉挤,孙遂见机引退,总结战争经验,整理成系统的军事理论,然后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其间文字虽会有所增删,但未改变孙武核心思想。因此视为孙武所撰,也未为不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为解决这番争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为拨开历史所蒙上的迷雾,带来了一线光明。因为已考订出墓葬年代是西汉初年,而且竹简《孙子兵法》恰好13篇,所以可以证明:一,《孙子》至少在西汉初年已经存在,其篇目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曹操整理《孙子》,并无大的改动。二,《孙膑兵法》确实有其书。三,孙武、孙膑确是两人。四,《孙子》并非孙膑著。五,《史记》确是信史,其所记载,基本可信。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作者之争,到此应告一段落,作者肯定无疑就是孙武。但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竹简本的出土,确实解决了许多疑问,但不是解决一切疑问,对其意义,不宜过于夸张,因为竹简本还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就是孙武所作,还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明《孙子》从成书到竹简抄录时,其间有无重大修改。这意见未始没有一点道理。总之,要彻底解开《孙子》的作者之谜,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和研究。(予微)

一、《史记》中的孙武不是大军事家

在《史记》中有孙武的传记,就可以作为孙武存在的依据,司马迁这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为之作传,必有其根据,不能轻易否定。不过,按孙武传中的事迹,说是位大军事家却大有问题。在这篇传记中,真正实说的有两件事,一是编写了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二是训练女兵,把吴王爱姬杀了。其它事迹都是一提而过,并无实事。在伍子胥传中的孙武就好像是个随帮唱影的,没有独立行动,不像个大军事家。

孙武教练宫女,仿佛是个传奇故事,不像真事。如果有人去投一个君主,想建功立业,第一次见面,就把君主的爱姬杀了,即使君主还让你脑袋留在脖子上,想让君主不恨你不容易,更别说能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了。何况,《孙子兵法》强调的“诡道”和“势”,由头读到尾,也根本就找不到强调以杀戮来树纪律的阐述。

《春秋左传》对于吴国的事情,特别是吴国攻占楚国首都,讲得比较详细,其中提到伍员,伯噽等,未见孙武之名。由此不能断定孙武存在与否,但却可以说,在吴国的这些事件中,孙武只是个二流角色,绝非伟大。

如果十三篇兵法就是《孙子兵法》,那当然是伟大的,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孙子兵法》应是战国中后期人所写,春秋时的孙武献给吴王的不是这部兵法。

二、《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人所编写

从宋朝开始,就有学者开始怀疑《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人所写,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春秋不可能出现的语言。按《史记》,孙武曾助吴王攻楚,这是春秋时的事,也就是说孙武应是春秋时人。所以,《孙子兵法》不会是春秋时的孙武所著。宋朝以来直到近现代,不少历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很细密的考证工作,下面举一些他们研究的一些结果:

在《孙子兵法》中,将曾出现数十次,指专门领兵作战的高级军官。这是战国以后的用法。在春秋时代,出征时统率大军的多是君主本人,如是臣下,也就是那个平日管理国家的重臣,多是君主的近亲或大贵族,将相多是由一人兼任,并没有“将”这样一个管理和指挥军队的专门职务,将相分离是战国时的事。《孙子兵法》一再提到将军或将,只能说这书是战国时编写的。由于将军及将出现次数甚多,不可能是后世人抄写之误。

在《孙子兵法》中讲到军队时多次提到“十万”字样,如“带甲十万”、“十万之师”、“兴师十万”等,而在春秋时代上战场的军队人数都没达到过十万之巨。周朝对于诸侯国的兵力是有限制的,所谓三军,也就是三万多人。春秋末兵员逐渐增大,出战的兵员可达五万左右。只有到了战国中期,大国才能在一次战争中动用十万左右兵力,动用数十万大军更是战国末期的事。所以,《孙子兵法》只能是战国中后期的著作。

在《孙子兵法》中写到军费开支时,多次提到“千金”二字,也还提到“百金”,这也暴露了此书应写于战国。春秋时金还不是货币,不会出现数词和金连在一起的说法。在《春秋左传》中,就没有这样的例子,“金”可能是指金属铜或金属乐器等。到了战国时期,金成为货币,于是在文献,如《战国策》、《庄子》中,大量出现如十金、百金、千金之类的词。

还有,在《孙子兵法》中有“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的说法,而弩是在战国时才发明的。

在《孙子兵法》还说到“越人之兵虽多”,“吴人与越人相恶”等语。吴越交战虽是春秋时事,但是却是在《史记》中写孙武献兵法给吴王后数十年,这里也有着矛盾。

能说明《孙子兵法》不可能是春秋时的孙武所著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春秋战国时“孙吴”指的是孙膑和吴起

也许有人以为“孙吴”这两个字连用代表了孙武和吴起是春秋战国时代两个大军事家。在先秦文献中,确曾出现过“孙吴”这样的提法,也出现过吴起的名字,其事迹也曾被津津乐道,不过,孙武这名字却从没有在这类文献中出现的。而所谓孙子指的是孙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