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牧,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化困境

城市化与文化、自然生态的恶化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批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而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动力是以让牧民定牧、进城为目标,也没有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牧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笔者有幸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2015年间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国情调研重大课题。譬如,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2016年
3月在与笔者的邮件沟通中有这样的讨论:近几十年,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基本上是行政行为的产物。而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动力是以让牧民定牧、进城为目标,以接纳外来人口为目标,以城镇化为目标的城镇化,有产无业、有城无市的城镇化,有城市无产业的城市化,有产值无收入的城市化。城市化与文化、自然生态的恶化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批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两方面,比较典型的意见有:定牧导致超载过牧,此种密集、深度放牧破坏了自然生态。

内容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性工程有家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化以及近年来的城市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但今天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考察牧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发现牧民既没有进入彻底的现代化生活,也没有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是不断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生态资源。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牧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牧区将来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游牧;传统;现代化
作者简介:阿拉坦宝力格,男,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右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北方民族、牧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06-0051-08
内蒙古牧业地区自20世纪中叶就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政策,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就是改良家畜品种。由于本土品种所出产的肉、乳、皮毛等畜产品与国外品种相比产量较低,因此在现代化的话语背景之下,内蒙古地区开始实施家畜品种改良工程,即将本土品种改成国外引进品种。但事到如今,由于受到草场植物群落、气候、水源等多种生态因子的限制,单一的种群内部改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成效。另外,近些年来的一系列舆论使人们误认为沙尘暴等环境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出台的相关措施与家畜种群有关系。这样便使在这个生态环境中人类养殖了上万年的山羊、骆驼等一些畜类品种数量锐减。这个趋势使居住在牧区的牧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使他们生存的环境都面临被改造的危机。这种改造并不是从内部主动地按照某一规律来发生变化,而是在外部的某一导向型的推动力作用下被迫发生变化。其内部的被动因素与外部的主动因素之间发生摩擦,迫使需要改造的假设对象长期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线上。笔者认为研究这样的徘徊现象很有意义,因为这样的徘徊并没有保留传统,也没有实现现代化,不但消耗了大量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环境资源。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色音、[1]阿拉腾、[2]王建革、[3]王晓毅[4]等学者都详细论述过游牧社会变迁或游牧文化变迁等问题。国外汉弗来、史尼斯[5]等学者的研究也曾关注内陆亚细亚地区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如何影响草原生态环境等问题。史尼斯的一篇文章则是专门以内蒙古地区为案例,分析这一地区社会变迁的问题。[6]日本学者在东非的研究中也报道过“由于市场经济化和集权型行政管理,削弱了游牧生活固有的生态、经济、社会方面的安全体系”。[7]这些学者对牧区的社会变迁做过精辟的分析。因此笔者不再重复关注上述问题,而是关注处于一种变与不变的中间线上徘徊的现象。
一、“五畜祈福那达慕”
每年夏季,在内蒙古地区举行敖包祭祀等活动比较普遍,但牧民自家举办“为家畜祈福”这样的那达慕确实罕见。2010年7月22日,笔者在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吉胡郎图嘎查夏营地牧民那顺布和家考察了“五畜祈福那达慕”。笔者当天询问那顺布和为什么这样命名这次那达慕。他回答说:“过去这里放牧五畜(牛、马、绵羊、山羊、骆驼),现在提倡放牧单一畜种,另外我非常喜欢马,所以就想举办一次五畜那达慕。”①他们家有100余头牛、100余匹马、20多峰骆驼、200只羊,所谓的游牧民放养的五畜在他们家都有。过去牧民家放牧五种家畜是很普遍的事情,无须大惊小怪,可事到如今他们嘎查的其他牧民并非家家都放养五种家畜,大部分家庭只拥有牛群和羊群。
更有意思的是“家畜祈福那达慕”此前在这个嘎查的另一个牧民其木德家也举行过。7月15日,其木德在家举办了“马群祈福那达慕”,并对自家的种马进行了祈福仪式。其木德从小非常喜欢马,他的父亲曾经是这个嘎查的牧马人。其木德家现在有一百五十多匹马,他曾经找政府相关部门申请过当养马专业户的事宜,但旗里说没有牧场。他说其实马群不需要大量的饲料储备,虽没有太大的市场利润,他还是愿意养马,因为蒙古马很可能濒临灭绝,他觉得可惜。因为牧场承包后牧民用网围栏分割各自的牧场,马群受到限制,多数牧民都已处理马群。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这里的牧民目前还共同利用他们的夏营地。草场承包后牧民把冬营地用网围栏围封起来。但整个嘎查的夏营地面积不大,如果按牧户各自围封就无法放牧,因此夏营地一直共同利用。由于很多牧民家并没有马群,因此嘎查的其他牧民极力反对这两个牧户在夏营地牧场放牧马群。其木德还听说畜牧局要在他们的夏营地搞一个围封项目,那样的话马群的放牧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他担心明年就不让牧民利用夏营地了。其木德说那达慕结束后以租赁牧场的形式把马群转移到苏尼特左旗去。②
在草原地区放牧五畜原本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所谓的自然生态现象就是指牧民通过混合放牧牛、马、骆驼等大畜和绵羊、山羊等小畜,更有效地利用在干旱草原生长的高低粗细不均匀的植物资源。五畜的混合饲养还可以在交通、饮食、绒毛、皮革等方面在不同的季节给牧民提供不同种类的畜产品而满足牧民的生活需求。但近年来由于实行草场承包政策,每家每户用铁丝网围栏自家的小牧场,受到草场范围缩小的影响,很多地区马群消失,导致家畜品种单一化。政府认为让牧民放牧单一的品种,引进外来品种提高产量就可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实现现代化,牧民就会过幸福的生活。但西方社会正在反思他们用环境做代价换来的幸福生活。由于产业化不但付出了很多环境代价,而且在人类健康方面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即现代化进程,过多追求产量而对人类的居住环境与健康带来了种种挑战,今天包括西方社会在内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反思以数量体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可是内蒙古的很多地方,为了体现发展水平,推行单一化、产业化政策,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等生态风险。而牧民与之相反坚持多样化,因为牧民也持有如何管理草场的本土生态知识。其实,这个矛盾并不是一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近60年的整个内蒙古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多年来在内蒙古地区畜产品的产量提高是体现现代化的一个硬性指标,在技术含量并不高的前提下为实现这个硬性指标就必须增加家畜头数。可是追求家畜头数的增长引来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引来了牧民不得不改变其放牧家畜的种类或减少家畜头数等另一个硬性指标的限制,牧民因此面临改变传统生活的挑战。这样便导致牧民不断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上。我们通过分析家畜改良工程、城市化、产业化三方面看内蒙古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探讨牧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现象。
二、品种改良与现代化
内蒙古地区的牧区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当时为了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地区采取了“三不两利”政策。即在牧区不分财产、不搞批斗、不划分阶级,并保障牧主与牧工双方利益的政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在20个世纪50年代指出“几年来,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广大牧民生活获得改善的事实,证明了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及积极保护与奖励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8]曾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的和兴革回忆说,“全盟牧区贯彻‘三不两利’政策,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的贫困状况,畜牧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政策调动了牧工和牧主双方的生产积极性,牲畜头数逐年增加。1953年全盟牲畜达到320万头,比改革前的1947年的90万头,增长2.56倍”。[9]为保持进一步的发展势头,当时的内蒙古还推出了一系列畜牧业经济发展政策。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的畜群改良就是其政策之一。其实内蒙古的家畜改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0]但推行的范围不广。在全区范围推行改良工作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的事情。乌兰夫在50年代末期发表文章强调:“改良畜种有极大的经济利益,过去我们抓得不够。近两年已经改良200多万只羊和一部分牛和马。改良畜种不但要引进外来良畜,尤其要充分发挥本地良畜的作用”。[11]1956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绵羊改良工作总结》认为,“我区绵羊改良工作,在中央的领导关怀和各级党、政的重视以及全体同志与全体农牧民的努力下,几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区新疆细毛羊,苏联美利奴、斯达夫、高加索、茨盖等优良种公羊1,900余只”。[12]此报告记载从1951年到1956年,6年内蒙古全区共交配绵羊255,850只。另在1957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五七年马、牛改良座谈会总结》中记录到,“1950年于阿荣旗设立马站以三河马进行杂交;1951年于西部区建站,以1950年由苏联输入的卡巴金、苏纯血等优良公马重点改良;1953年建立牛配种站。几年来由于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全体职工艰苦工作,积极努力,使马、牛改良工作获得一定成绩”。[13]自从20世纪50年代打下基础的家畜改良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锡林郭勒这样的纯牧业地区,家畜改良尤为重要。据资料记载,锡林郭勒盟1955年便开始从呼伦贝尔盟引进大量三河牛,到1973年的时候大部分改良牛受到了三河牛的影响。大量引进三河牛的结果虽然使牛的头型、毛色、体格得到改变,但生产性能却未上去。1960年还曾因为饲料不足和饲养管理不善造成了大批三河牛死亡,但改良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仍在延续。1996年1月26日锡林郭勒盟盟长与各有关旗县的负责人签订责任状,下达任务指标:全盟改良牛头数和比重由“八五”(1990-1995年)期末的24.3万头和25%,到“九五”(1995-2000年)期末分别达到70万头和60%。地方畜牧志文献认为“畜群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内蒙古细毛羊’、‘锡林郭勒马’、‘草原红牛’等改良畜种的比重大幅提高。1995年改良畜达到615.5万头,改良畜的比重由1990年33.8%提高到1995年45.9%,提高了12.1个百分点。1994年底,全盟改良的黄牛已占25%,改良绵羊占61%。在市场经济、价值杠杆的作用下,乌珠穆沁肥尾羊和乌珠穆沁白绒山羊等地方畜种得以迅速地发展”。[14]另据报道,2003年为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锡林郭勒盟全面启动实施了以黄牛冷冻液配种、肉羊经济杂交、良种牛引进、地方优良畜种选育提高等十项重点工作为核心的家畜品种优化工程。“在盟、旗两级财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2003年启动实施家畜品种优化工程投资924万元。”[15]根据某地方家畜改良服务中心人士的报道,“中国西门达尔牛草原类群选育早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引种(1958-1982)、提纯复壮(1983-1990)、选育提高(1991-2000)三个阶段培育而成。根据15头公牛和阉牛育肥及屠宰结果表明,14月龄公牛和阉牛经395天育肥,公牛宰前重达576kg,阉牛538kg,屠宰率分别达到61.37%、62.44%;精肉率达到51.94%、52.89%。牛肉质量达到美国农业部标准特等与优等之间”。[1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道没有提出在牧区草场条件下放牧并屠宰的结果。2010年夏天我们和正蓝旗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谈话时问到为什么鼓励牧民放养西门达尔牛。那位工作人员说西门达尔牛的个体大,卖价高。根据田野调查资料,牧民说虽然西门达尔的卖价高,但需要的饲草量也大,也就是说虽然头数减少了,但对草场的使用率并不会减少,反而或许增大了饲草需求量。笔者把这个现实问题告诉那位工作人员,并反问政府应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时,那位工作人员也无法回答。很多地方品种被改造到非本地的品种,被认为这是发展,也就说产量提高了,可这个产量的提高需要付出更多的环境代价。也就是说为提高肉、乳的产量而更换原有的品种,可是新品种的引进需要更多的饲草饲料。这无形当中更加剧草场的压力。对此在生态方面有研究的学者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引发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生态安全的问题。
谈到这里笔者还需要介绍案例地点正蓝旗的家畜改良以及发展状况。正蓝旗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区纯牧业区域锡林郭勒盟南部。浑善达克沙地横贯全旗北部,南部为丘陵和草甸相间地区。沙地中湖泊多,灌木等沙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里历来以经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1959年由内蒙古自治区鉴定的“上都高勒良种马”驰名区内外。1978年国家把正蓝旗列为全国商品牛生产基地。1990年的时候这里的牲畜总头数104.6万头,当时是内蒙古细毛羊和草原红牛为改良品种重点。[17]这里是一直推行家畜品种改良的典型地区。笔者在田野工作期间发现今天在这里仍在推广西门达尔牛的品种。这里原本是一个具备明显地域特色的纯牧业区域,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牧业的生计模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3年7月29日锡林郭勒盟经济工作会议在正蓝旗举行。会上“盟委、行署要求在‘三化’中以工业化为核心,以此推动农牧业产业化,带动城镇化”。此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蓝旗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因此,会议认为“传统畜牧业已走到尽头,必须跳出畜牧业圈子抓畜牧业,用工业化的思路抓畜牧业”。[18]2009年7月,我们课题组对正蓝旗进行科研调查,在政府部门的说明会上笔者了解到,蓝旗政府部门一致认为,6年前的蓝旗会议精神,对今天的蓝旗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参与调查工作期间笔者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即工矿企业的开发对正蓝旗地区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正蓝旗以工业化为主导思想,狠抓工业化、城镇化,使当地的地方财政的收入大大提高。随着年创利税数亿元的蓝旗电厂等大型企业的入驻,正蓝旗的财政收入从2003年到2008年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这样的收入支配到哪里还是一个疑问。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发现的财政收入的飙升和当地的牧业、牧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2010年笔者在桑根达来镇吉胡朗图嘎查进行为期两周的入户调查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牧区“被现代化”的牧民主体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一直追踪这个问题。2010年7月21日笔者对一位长期担任当地牧民村落行政工作的老牧民进行访谈,老人名叫道布顿,年轻的时候放牧过羊群,也放牧过马群,“文化大革命”后担任20多年的嘎查长、嘎查党委书记、会计等职。根据他的回忆,这里1953年建立自愿合作社,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1959、1960、1961年的时候生活很困难,1960年还种过地。1961年建立了吉胡朗图嘎查。1961年的时候全嘎查有40户,200人口,当时的牧场面积和现在基本一样。家畜总头数7-8千,主要养殖绵羊、山羊、牛、马等,其中绵羊的比例很高,山羊也有40%。“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全嘎查畜群达到14000头。1967年嘎查发生疫情,死了很多家畜。后来家畜头数不断增加,1991年,嘎查为了庆祝家畜头数再次达到万头举办了“万头那达慕”。20世纪60年代很多牧民都住蒙古包,一年移居两次,6月份搬到夏营地,9月份搬回冬营地,70年代这里的牧民开始盖土房子。1983年嘎查开始实行承包制,1992年分牧场,1998年牧场承包到户。关于家畜品种,老人说:“放牧羊,利润快,但对草场的压力大。放牧牛的话卖的价格高,但羊绒毛也解决不少问题。放牧马的人家少了,因为没有草场。蒙古族不能没有马,如果有草场的话放牧马群比较理想,放牧马不需要投入,不需要多大的费用,但由于目前的网围栏,无法放牧马群”。③老牧民家住进了砖瓦房子,孩子在不远的地方,在公路旁边开了一处旅游点。放牧困难的情况下牧民也在思考如何生存于市场经济化大潮流中。其实在国外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了在干旱地区由于停止了移动对草场造成压力的事实。[19]
三、城市化与现代化
近年来在牧区掀起的另一个现代化潮流就是让牧民进城。2009年、2010年我们两次走访正蓝旗所在地上都镇的“蒙元一条街”。2009年笔者首次走访这里时,当地生态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自2007年开始,政府从三个嘎查、两个镇选出30户牧民,让他们搬迁到正蓝旗所在地上都镇“蒙元一条街”去经营二、三产业。这30户的被选条件是有文化、年轻、自愿而且会经营饭馆等服务行业的牧民,另外必须有900亩以上的牧场。生态办公室的另一名工作人员认为,搬迁目的是为了建设样板工程,让牧民看到城市化的好处。2009年7月16日我们调研组的师生在正蓝旗生态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访了几户移民家。牧民道日娜告诉我们他家申请到了这个项目,当时政府补贴了5万元,他们自己贷款5万元,买下这一栋楼,在这里经营了蒙古餐馆,一年的收入大概有12-13万元,觉得这个项目还可以。④
当时采访结束后,笔者还觉得牧民经营这样的餐厅很不简单,收入也很可观。但是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笔者再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笔者曾经访谈过的那家牧民所经营的柴达木餐厅已经出售给别人了,已经不再经营这里的餐厅了。他们的邻居告诉笔者他们可能搬到桑根达来镇去了。笔者这时感觉有一点捉摸不透,年收入那么高的餐厅为什么经营不下去?逃离样板工程的原因甚不明了,甚至让笔者怀疑去年的田野笔记是否记载有误。
为实现城市化,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利用生态专项资金,在旗所在地建设了一栋华丽的楼房,由政府补贴5万元,让30户牧民放弃原先的放牧生活,移居到这里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当地政府原本以为这是给人们看到牧民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极好的样板,但从实际成果来看,样板工程的效率并不高。另外,笔者2009年曾走访过的一家叫苏鲁克的餐厅也已关门,门口贴有“此房转租”字样。30户移民中目前只有6户人家留在这里经营商业活动。其中餐饮3家、商店1家、旅店2家。这次我们走访了牧民孟和、萨仁格日乐经营的孟根蒙餐厅。女主人萨仁格日乐有中专学历,曾在锡林浩特学过畜产品经营专业。移居到这里后也参加过培训。2007年接受这个项目开始经营这个餐厅,年收入可达到10万元左右。他们觉得这里的收入比牧区高。因为牧区的牧场不大,放牧头数有限,收入还不如这里。可是面对着30户牧民中仅留下6户的生态移民工程,我们不知如何评价其整体效果。还有一个问题是30户牧民中像萨仁格日乐一样受过畜产品经营专业的占多大比例。如果没有学过经营,也不懂得服务行业的根本理念,只靠政府补贴买下的房屋生存于城镇,对牧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从结果上看在这个挑战面前牧民已经失败了。生态问题一直困扰着牧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推行生态移民政策,推行定居化、城市化政策。但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当初的设想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
建设城镇的目的是让人们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即拉近生产与市场的距离,通过刺激消费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建设水循环系统、建设供暖系统、建设集中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给人们带来更便利舒适的生活。但这样的城镇化建设首先应该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而且也应该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内蒙古地区由于农作物的生产并不丰富,盲目地推行城市化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而且祖祖辈辈在草原地区习惯于游牧生活的牧民是否快速接受突然迎来的城市化生活?因为他们和城市边缘上生活了长时间的手工业者或打工仔有一定的区别。他们并不习惯城市生活,更不懂得商业经营,让他们突然进城生活其实只考虑了城市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没有考虑到游牧文化的深层结构。如果他们无法转变经千百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文化模式与思维结构,就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环境,因此强行推行城市化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生态治理等国家专项拨款资金,其效果并不明显。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等地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个案。
四、产业化与现代化
为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化同时被推行的另一个政策就是产业化、市场化,即尽量以专业化的形式生产更多数量的畜产品,再通过比较集中的渠道销售产品并从市场上获取更大的现金利益。可是对这样的所谓的现代化经营模式,牧民的知识却寥寥无几。以奶制品为例,不仅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脱离了牧民自己的设备与观念,而且奶制品的现代工厂也离牧民很远。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产销环节都是由大城市的大企业在操作。奶牛产业化的结果仅仅是牧民把本土牛改成外来奶牛品种而已。更何况牧民觉得养殖奶牛还很困难,因为原本不出产农作物的干旱牧区连饲料问题都解决不好。除此之外,专家还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奶牛适宜的环境温度为5℃至21℃(犊牛为10℃至21℃),最适宜的环境温度为10℃至15℃,耐受范围为-15℃至26℃。气温低于-15℃,尤其是高于26℃,采食量和产奶量下降”。[20]正蓝旗地处北温带,但属于大陆性干旱气候,最高气温35℃,最低气温-33℃。这里的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都超过了养殖外来品种奶牛的耐受范围。2009年笔者在正蓝旗做田野工作时,旗所在地附近的专门养殖奶牛的牧民邑德新诺尔布告诉我们,养奶牛时在饲草饲料和鲜奶收购等很多方面牧民都受到制约。⑤内蒙古地区植物资源比较贫瘠,除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等靠近大兴安岭的草甸草原外,大部分地区的草本植物的产量很低,无法满足集约化或产业化的畜牧业经营需求,即饲草供应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的限制,以农作物为原料的饲料生产更是困难的事情。如果假设运来外地生产的饲草饲料实现产业化,会发生另一个市场运作机制方面的缺陷,即因为生产成本无法降低而失去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优势,而无法进入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大的利润。
从上述的案例中看到,牧民很想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经营畜产品,可是还不是很完善的市场体系反而给牧民带来了很多不便。如果在牧区推行产业化生产,按道理应该是牧民自己筹资建设加工企业,集中生产畜产品,自行把产品推销到城镇市场。可是目前的产业化并不是让牧民实现真正的产业化生产,而是仍旧以城市企业为主导,开拓牧区畜牧业产品的产业化,其结果使牧民变成了制造市场的对象。由于市场经济化与集权型行政管理,让牧民逐渐失去自主性的进入市场能力,在市场经济化的潮流中他们不断被大市场边缘化。一方面他们没有按照市场的规律改变其生产方式,无法从市场获取更大的差价利润,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他们用传统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售利润无法跟上日益增长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他们丢掉传统的、适应生态的、游牧生活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特殊的、被人们赞扬的、充满诗意的那种游牧生态逐渐被市场化啃噬。但牧民还希望保留他们的原来的生活方式,这样便导致他们不断在市场经济与游牧生态、现代社会与传统生活的双重边缘上徘徊。
五、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边缘上
笔者根据田野笔记与文献资料,把现代化进程与游牧现状描述到这里时不得不对游牧传统与牧区现代化进行一次简单的反思。当今的学术界对传统与现代有多种理解,人类学界对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21]很熟悉。但本文所涉及的传统的概念并不能从霍布斯鲍姆的“发明”的角度理解。因为根据可查阅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同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方式一样,游牧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北方地区至少延续了2000年以上。相比之下所谓的现代化进程还不到100年的时间。本文中出现的传统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如游牧生活,即形成一定规模并在时间方面相对延续的一种生活方式,相比之下对现代化的理解则为晚近时期,尤其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人们生活方式之系列改变。这些改变在生活形态上包括早期的定居化、后来的城市化,在牲畜品种方面的改良、在畜群经营方面的市场化等。人们经历的这些改变其实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比起传统而又悠久的游牧生活,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反倒成了不断被创造和发明的过程。
“无论其实际内容和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22]同西方的工业化比较,东方的农耕、游牧等很多文化现象确实有延续的因素。因此生活在这样的传统生活里而并没有亲身经历西方式的现代生活的牧民对现代化的概念理解很模糊。2010年8月笔者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进行田野工作时,访问了一名35岁的牧民萨茹拉赛汗。笔者问她如何理解现代化?她回答:“比起过去有了棚圈,这两年还下来一些棚圈项目。自己拿出1万元的现金,加上政府给的补贴可以盖一个棚圈。”⑥这个案例说明牧民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政府在牧区推行现代化,其目的是让牧民过更幸福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改变所有的传统生活方式。例如在家畜的饮水方面用机井代替人工抽水,在屠宰方面用机械代替人工,在医疗方面用机械喷头代替人工注射,或在棚圈里导入机械取暖系统,可以用仪器设备调整棚圈的温度,或用打草机代替人工打草等等。用畜牧业机械化程度衡量牧区现代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但却因为缺乏了技术含量较高的客观标准,在牧区所谓的现代化只停留在盖几栋新砖瓦房,或把一些家畜的本土品种改成外来品种等表象上。为实现草地资源管理的现代化而实行草场私有化,可是草场管理的现代化模式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了。牧民极力想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可是现实上他们无法彻底保留传统游牧生活方式。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笔者也发现牧民还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他们对草场承包的理解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草地资源,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草场承包之后畜群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家畜品种单一化,甚至有一些品种面临消失的危险。无奈之下的牧民举行“马群祈福那达慕”,用自己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要注意这个生态危机。这样的徘徊现象持续到什么时候,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因为只有摆脱了徘徊现象才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注释:
①摘自笔者田野笔记。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那顺布和;访谈地点: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吉胡郎图嘎查;访谈日期:2010年7月22日。
②笔者田野笔记。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其木德;访谈地点: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吉胡郎图嘎查;访谈日期:2010年7月22日。
③摘自笔者田野笔记。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道布敦;访谈地点: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吉胡郎图嘎查;访谈日期:2010年7月21日。
④摘自2009年度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调研组“原始资料记录卡”,访谈整理:岳小玲。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道日娜;访谈地点:正蓝旗上都镇;访谈日期:2009年7月16日。
⑤摘自2009年度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调研组“原始资料记录卡”,访谈整理:岳小玲。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邑德新诺尔布;访谈地点:正蓝旗上都镇;访谈日期:2009年7月18日。
⑥摘自笔者田野笔记。访谈者:阿拉坦宝力格;访谈对象:萨如拉赛罕;访谈地点:新巴尔虎右旗莫能塔拉嘎查;访谈日期:2010年8月5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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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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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牧民;城镇化;文化;政策;生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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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幸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2015年间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国情调研重大课题。在深入内蒙城镇的调研期间,主要接触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学者,如朝戈金、恩和、海山等;另一类是当地的农牧民;还有一类是内蒙古自治区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坦率地说,当地政府官员较难打交道,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对科研工作者表现出不信任,除个性方面的原因之外,一般而言,当地一些政府官员担心我们这些与当地发展、政府业绩没有利害关系的“外来和尚把经念歪了”,于是不作为、不配合成为他们自保的方式。在与农牧民的沟通中我始终告诫自己,恪守“我的提问对谁有意义”这样一个作为人类学者的基本常识,承认实事求是的对象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在与蒙古族学者的访谈中,笔者感受到了跨专业、跨文化那种“他山之石”的冲击力。譬如,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2016年3月在与笔者的邮件沟通中有这样的讨论:

责任编辑:焦艳

近几十年,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基本上是行政行为的产物。城镇化原本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产业发展的原因。而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动力是以让牧民定牧、进城为目标,以接纳外来人口为目标,以城镇化为目标的城镇化,有产无业、有城无市的城镇化,有城市无产业的城市化,有产值无收入的城市化。如此的“城镇化”、“城市化”以及近年的“矿业兴旗”战略,创造了外来人口与城镇人口对草原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的“产业”(包括强势人群抢占或租赁牧民草场超载过牧、滥采乱挖、搂草挖药、捕鸟猎物等)经营机制。其结果导致:草原生态恶化、牧民贫困加剧、国家补贴增加、官商获利。

海山教授作为出身于蒙古族的学者,对内蒙当地文化及其社会发展有着天然的情感。基于人文地理研究,对内蒙古开发过程中的人地关系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在他的讨论中,呈现了内蒙古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表达出本研究中深为疑惑的问题:其一,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看法的不同争议折射出一个有关立场的问题,即“谁的城市化”?为什么当地人不那么认同这种城市化?其二,海山教授指出“行政行为”在整个发展过程具有关键作用。后文讨论中使用的“政策行为”意思与此大致相同,特指在制定与实施政策过程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如针对中央政策的“实施细则”,其中也包括一些政策实施中的负面现象,“政策行为”在营造具体的政策环境上有良莠之分。下文将以内蒙古城镇化过程中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为例,讨论不适宜当地文化、自然生态的“政策行为”如何引致城市化发展的困境。

“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